48、朝鮮戰(zhàn)爭

中國人民志愿軍開赴朝鮮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27日，美國政府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內政，派兵入侵朝鮮，并不顧我國政府的多次聲明和警告，把戰(zhàn)火燒到我國東北邊境，嚴重威脅我國的安全。對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的戰(zhàn)略決策。東北邊防軍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于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開赴前線，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zhàn)，抗擊美國侵略者。此后，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全國開展了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活動，全國人民以實際行動熱情地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同朝鮮人民軍一起連續(xù)發(fā)動了5次攻勢戰(zhàn)役，把敵軍趕回到了三八線附近，扭轉了戰(zhàn)局，為停戰(zhàn)談判和取得朝鮮戰(zhàn)爭勝利奠定了基礎。此后，又經過兩年的時間，中朝軍隊以革命的兩手對付侵略者的反革命兩手，終于迫使美國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zhàn)協定上簽字。至此，中國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中朝軍隊共殲敵109萬多人，其中美國侵略軍39.7萬多人，擊毀敵機、敵艦和繳獲各種戰(zhàn)略物資無數�？姑涝�朝戰(zhàn)爭保衛(wèi)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本質，鼓舞了我國人民獨立自主建設新中國的信心。

       49、西藏和平解放

朱德、李濟深、周恩來等到北京車站迎接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在《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上簽字坐者第5人為阿沛-阿旺晉美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西南地區(qū)之后，開始準備向西藏進軍，考慮到西藏地區(qū)的具體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商談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因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阻撓，原西藏地方政府遲遲不派出代表，并在昌都部署藏軍主力。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殲滅了藏軍主力，解放昌都，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全權首席代表的和平談判代表團抵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維漢為全權首席代表的代表團進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于5月23日在北京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

       50、農業(yè)合作化運動

       農業(yè)合作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種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業(yè)經濟，改造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業(yè)合作經濟的過程。這一社會變革過程，亦稱農業(yè)集體化。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３年，以辦互助組為主，同時試辦初級形式的農業(yè)合作社。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并以草案的形式發(fā)給各地黨委試行。此后，各地黨委加強了領導，使農業(yè)互助合作運動取得了較大的發(fā)展。到１９５２年底，全國農業(yè)互助合作組織發(fā)展到８３０余萬個，參加的農戶達到全國總農戶的４０％，其中，各地還個別試辦了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初級社）３６００余個。
　�。保梗担材甓�至１９５３年春，在發(fā)展農業(yè)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了急躁冒進傾向。為糾正這種傾向，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８日發(fā)出了《關于縮減農業(yè)增產和互助合作五年計劃的指示》，又于３月２６日發(fā)表了《關于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并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４月３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闡述了“穩(wěn)步前進”的方針。１０月１５日、１１月４日毛澤東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提出互助合作運動是農村中一切工作的綱，是農村工作的主題，說“糾正急躁冒進”是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吹倒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兩次談話，有許多正確的意見，但也表現出在農業(yè)合作化問題上急于求成、貪多圖大的思想。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此后，農業(yè)合作社從試辦進入發(fā)展時期。
　�。保梗担茨曛粒保梗担的晟习肽�，是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第二階段，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和發(fā)展。１９５４年春，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發(fā)展到９．５萬個，參加農戶達１７０萬戶，大大超過了中央提出的數字。４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二次農村工作會議。會議分析了互助合作運動的形勢，指出農村將相繼出現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高漲的局面。為了吸引更多的農民入社，國家從各方面大力支援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到同年秋，全國新建農業(yè)生產合作社１３萬多個，加上原有的共２２．５萬多個。
　�。保梗担茨辏保霸拢�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了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決定到１９５５年春耕以前，將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發(fā)展到６０萬個。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這次會議的報告。到１９５５年４月，合作社發(fā)展到６７萬個。由于發(fā)展速度過猛，不少地方又出現了強迫命令、違反自愿互利原則的現象。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５年初發(fā)現了上述問題，發(fā)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糾正偏差。１月１０日，中央發(fā)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yè)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發(fā)展，集中力量進行鞏固，在少數地區(qū)進行收縮。３月上旬，毛澤東提出了“停、縮、發(fā)”的三字方針，即根據不同地區(qū)的情況，停止發(fā)展、實行收縮和適當發(fā)展。為了貫徹三字方針，農村工作部于４月下旬召開了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總結經驗，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１９５５年７月，全國原有６７萬個合作社，經過整頓，鞏固下來的有６５萬個。
　�。保梗担的辏翟拢保啡�，中共中央召開華東區(qū)、中南區(qū)和河北、天津、北京等１５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根據毛澤東原來的提議，會議提出１９５６年發(fā)展到１００萬個社的意見。６月中旬，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關于到１９５６年合作社發(fā)展到１００萬個的計劃。不久，毛澤東從南方考察回來，主張修改計劃, 加速發(fā)展。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不贊成改變計劃，認為合作化運動應與工業(yè)化速度發(fā)展相適應，不宜發(fā)展過快。毛澤東認為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思想右傾。
　�。保梗担的晗掳肽曛粒保梗担赌甑祝�是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三個階段，也是農業(yè)合作化運動迅猛發(fā)展時期。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對黨的農業(yè)合作化的理論和政策作了系統闡述，并對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報告還嚴厲批評了鄧子恢等人的“右傾”。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要求到１９５８年春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級農業(yè)生產合作，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會后，農業(yè)合作化運動急速發(fā)展，僅３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在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業(yè)合作化。到１９５６年底，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９６．３％，參加高級社的達總到農戶總數的８７．８％，基本上實現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

       51、“三反”、“五反”運動

資本家排隊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

       “三反”運動指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事業(yè)單位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五反”運動是指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
　　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產節(jié)約運動中，揭發(fā)出大量的貪污、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jié)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8日，中共中央又發(fā)出《《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全國規(guī)模的“三反”運動開始了 。
　　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揭發(fā)出的黨政軍民內部的貪污分子的違法行為，大多數是和社會上資產階級不法分子互相勾結進行的。為了擊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1952年1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guī)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要求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guī)模的“五反”斗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三反”斗爭。2月上旬，“五反”運動首先在各大城市開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為了保證“三反”、“五反”運動健康發(fā)展和取得更大成效，1952年2月9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三反”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3月5日毛澤東提出了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5條基本原則和劃分私人工商戶的5種類型。
　　“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和資產階級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52、萬隆會議

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

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發(fā)言

　   1955年4月18日--24日，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這是亞非地區(qū)舉行的沒有殖民主義者參加的第一次歷史盛會。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總理在大會發(fā)言，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并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為各國普遍接受，為會議成功奠定了基礎。亞非會議是亞非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53、“大躍進”運動

1958，河北懷來，人民公社社員吃“大鍋飯”。

1958，寧夏石咀山，土法建造的小煉鋼爐。

       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偉大勝利的情況下，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時間內，在主要工業(yè)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會后，全國各條戰(zhàn)線迅速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確定了一批工農業(yè)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作為1958年實現“大躍進”的主要步驟。會議還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會后，全國開始了全民煉鋼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同時，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wèi)生等事業(yè)也都開展“全民大辦”，把“大躍進”運動推向了高潮。這就使經濟建設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泛濫開來。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大躍進”才被停止�！按筌S進”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受到重大損失。

       54、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舉行

廬山會議舊址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各省、市、自治區(qū)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的有關負責人。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總結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后的經濟工作任務。會議前期，毛澤東在講話中對國內形勢概括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沒有搞平衡，指標過高，要改過來。他還提出讀書、形勢、工作任務等19個問題要大家進行座談討論，以繼續(xù)糾正當時已經覺察到的“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在分組討論中，與會者出現了意見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在肯定總路線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產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并印發(fā)各小組討論。在小組討論時，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許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意見。7月23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指責此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此后，會議發(fā)生轉向，開展所謂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為保衛(wèi)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和《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等文件。廬山會議后期對彭德懷的批判和在全黨開展的“反右傾”斗爭，不但使經濟工作中的糾“左”努力一度中斷，更重要的是，它使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則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55、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的主席臺上，毛澤東一席誠懇而幽默的話語，活躍了會場的氣氛 1962年1月27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主要負責人7000人，因此這次大會又稱“七千人大會”。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報告對建國以來12年的工作，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總結。會議在進行過程中，不少與會者認為會議對反對官僚主義和發(fā)揚黨內民主重視不夠，要求給他們講話的機會。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突出強調和系統闡述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在黨內、黨外發(fā)揚民主的問題。會議遂開成了民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大會。與會者對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國家機關提出了批評意見。各地區(qū)、各部門的負責人作了自我批評。中央主要領導人在發(fā)言中對黨的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缺點、錯誤提出了批評，并主動承擔了自己應負的責任。大會主要解決了三方面的問題：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黨在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發(fā)揚了黨內民主，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了要恢復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優(yōu)良作風；動員全黨貫徹“八字方針”，切實抓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這次大會是“八大”之后黨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對統一全黨認識，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克服經濟困難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對階級斗爭擴大化和違背經濟規(guī)律的一些錯誤觀點也沒有認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會上別有用心的發(fā)言也妨礙了與會者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糾正錯誤。

       5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fā)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fā)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zhàn)”。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fā)動的標志。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并規(guī)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wèi)兵突起，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于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fā)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guī)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zhàn)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后，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guī)定》（草案）和《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guī)定業(yè)余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持并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斗爭。康生一伙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匯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斗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后，全面內戰(zhàn)，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制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qū)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保梗叮改辏保霸拢�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guī)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zhàn)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后，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xù)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xù)”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干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敖逃�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制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后，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xù)發(fā)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準。江青一伙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fā)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并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保梗罚的瓿酰�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后，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yè)、農業(yè)、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fā)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xù)，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fā)地發(fā)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并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保梗罚赌辏乖拢谷�，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fā)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制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zhí)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保梗福蹦辏对轮泄彩�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蔽幕�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八�”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